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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名高位截瘫的颈部脊髓损伤患者，她锁骨以下没有任何知觉，仅有手臂可以小幅移动。在众多她要面对的生活困境中，穿衣是每天第一道题。
首先，她需要一个人辅助，这个人通常是母亲。每天早晨，王娟平躺在床上，母亲抬起她一条腿，先把脚套进裤管，再把裤腰一点点拽上去。通常到大腿处，裤子拽不动了，母亲要让王娟侧卧，把腰和大腿处抬起来，再继续拽裤子，直到拽不动。
穿好裤子，她可以被挪到轮椅上穿上衣。上身不受控制，她只能趴在母亲的臂弯里，在母亲的支撑下保持后背悬空，方便堆在肩颈处的衣物被拉下去。
夏天衣物少，到了冬天，从保暖内衣到护膝，得一层一层往身上套，王娟就选择少出门。
总得弯腰给女儿穿衣，王娟母亲患上了腰肌劳损。尽管已经给床铺加高、戴上辅助腰带，她还是需要在穿衣过程中休息好几次。躺在床上的王娟看着这一切，总是忍不住想：“如果妈妈有一天照顾不了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要回到原来的样子，躺在床上不出门了吗？”
中国有超过8500万残障人士，近年来，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多地被公众关注到，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有了改善，但在私人空间，在公众视野之外，他们还有诸多个体的、具体的需要，穿衣就是其中之一。
对今年24岁的李菲雨来说，穿衣不再算是难题。她7岁时因急性脊髓炎导致下肢瘫痪，此后的17年，她与轮椅为伴。母亲并没有把女儿当成弱者来呵护，而是要求她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自理。
小时候学穿衣的细节，李菲雨记不清了，只留下“很费劲、很困难”的印象。她记忆深刻的，是已经练成的一套穿衣动作。李菲雨觉得，比起自己，很多成年后遭遇伤残困境的人，学穿衣服更难。
李菲雨在一个名为“生活重建”的公益项目里做志愿导师，教人在轮椅上穿脱衣物。谈不上有什么技巧，大多数时间里，这位导师只能身体力行，通过反复穿脱衣物，让学员跟着模仿。
学会流程和技巧并不难，上两三天课196体育，大多数学员都能掌握基本技巧。难的是这之后，他们需要让技巧和四肢进行漫长的磨合，最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穿衣窍门。
李菲雨记得一名前举重运动员，那名女生在脊髓受伤瘫痪后，对父母和亲友产生了强烈的依赖，拒绝自理。刚进训练营时，她万事都喊护工帮忙，李菲雨耐心地引导她，一点点教她如何自主穿衣。裤子提不上去，女生曾经觉得是自己力量不够。“但她是举重运动员，不可能是力量的问题，她只是没找到窍门。”李菲雨回忆。
“这是一个认知问题，很多残障人士觉得我生病了，我不行，别人得帮我做，这种理念是很危险的，我希望残障朋友们可以拥有更独立的生活。”王娟说。
“独立”毕竟是有限的。比如上厕所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很多下肢瘫痪的轮椅使用者都会在出门时尽量不喝水，因为如厕非常麻烦。他们需要用双臂将身体从轮椅上撑起来，再由一个人辅助把裤子褪下去。由于下肢无法站立，他们无法像常人一样以正常的姿势坐在马桶上，需有人将他们架起，抓着无障碍扶手顺势倒骑在马桶上。
2006年，在北京工业大学服装与服饰设计系任教的王文娟到朝阳区残联调研。一名轮椅使用者平静地向她展示了自己如厕的全过程，而这位学者看哭了。
她想，面向健全人的时装过剩，而残障人士还从未在真正意义上拥有过属于自己的衣服，“我们应该更多看见这些少数者的需求”。
“无障碍设计”的概念诞生于20世纪初的建筑学界，这种理念的初衷是运用现代的建筑设计技巧，为广大残障人士创造“方便、安全、平等、参与”的空间。
本世纪初，在中国，将“无障碍”和“服装设计”相结合，还几乎没人尝试过。因此，当北京工业大学的设计团队开始做相关调研时，一切都似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
王文娟回忆，她和团队成员向残联寻求支持，组建调研会。但残障人士大多不方便出门，他们就去残联组织的其他活动现场，趁与会人员休息时现场调研。为了更好地体会残障人士的切身需求，他们会想办法重建场景，比如用绳子绑住双臂模拟无臂人，或是穿上护具体会偏瘫患者的感受。
在这样的调研中，他们发现了一些真正的需求。比如，无臂人大多使用双脚代替双手，需要考虑在他们下半身的衣物上增加更多功能性设计，“将口袋装置在腿部”；拄拐者的腋下长期承受压力和摩擦，需思考增加他们上衣腋下布料的耐磨性和透气性；视障人士对鞋子有较高的要求，他们走路时通常需要“用脚探路”，鞋尖的磨损率很高。
不同类型的残障人士，在穿衣的需求方面千差万别。就算是残障部位相似的人，观念、症状和体型上的个体差异，也使得他们对服装的诉求有所不同。这些诉求隐蔽而繁杂，对北京工业大学设计团队的前期调研工作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。
“轮椅使用者”是北京工业大学这支设计团队的研究重点。一方面因为他们的穿衣障碍最为突出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，肢残人士是所有残障类别中数量最多的，大约占比29%。
对“轮椅人”而言，服装设计除了要实现“穿脱便利”等基本功能，还得注重不少细节的需求。比如裤子最好是高腰的，因为他们通常需要穿纸尿裤出门，高腰的裤子可以遮住纸尿裤的腰围上缘；胯部设计需要比常人的裤子更宽，因为轮椅使用者常年久坐，腰臀部容易积累赘肉；袖口由于经常推动轮椅，是易磨损区，同时也需避免复杂设计，以防卷入轮椅；对男士而言，普通的皮带和前裆拉链都可能导致久坐不适。
“残障人群渴望我们能解决问题，实际上，他们之前对服装没有太多想法，以为衣服就该这样穿着，忍受惯了。”王文娟说。
在了解“无障碍服装”的概念之前，张晓丽就是这样一位“忍耐者”。11岁那年，她因180度的重度脊柱侧弯后凸畸形，压迫神经，造成下肢瘫痪，被迫坐上轮椅。
“我过去只是无意识地觉得，原本就没有适合我们的服装，我买不到衣服，也穿不出常人的那种自信。”张晓丽回忆，“我从没有漂漂亮亮地穿过一条裙子，能端端正正穿一件衣服，是我最大的梦想。”
12年后，23岁的张晓丽完成脊柱矫形手术，穿上了裙子，她开心地落泪，这同时也推动她进一步思考：“为什么没有专门给残疾人做的服装？”
2021年，张晓丽无意中看到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的招生简章，萌生出为残障群体制作衣服的想法。她报考了这所学校，开始学习服装设计，在老师的支持下，创建了“无障碍服装”设计团队。
她将这个项目命名为“23度衣定”，原因是，在她的家乡四川省阿坝州，23摄氏度是体感最舒适的气温，她还了解到，人体能感受到的最舒适的温度也是 23摄氏度。
“这就是我理解的无障碍服装，残障群体穿上这样的衣服，就能够找到最适合、最舒服的感觉。”张晓丽表示。
在王文娟看来，“无障碍服装”的核心是它的功能性，“解决问题是第一目的”。比如她和团队针对轮椅使用者设计的“无障碍便捷裤”，将裤子设计为一片布料式的全开放款式，无需像从前一样躺在床上穿脱，而可以将裤子铺在轮椅上，直接坐在上面，再将开放的布料边缘用拉链拉合即可。同时，针对轮椅使用者的如厕问题，这支团队做出了可从身后直接开合的裆部设计，减少穿脱步骤。
王文娟回忆，设计一款无障碍服装，需要经过调查研究，深入了解残障人群的切实需求，并在设计过程中进行反复测量与沟通，不断确认穿衣者的具体情况。
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而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。”王文娟说，“所以说无障碍服装真正的设计者并不是设计师本人，而是那些有障人士，我们只不过根据他们的需求帮他们完成设计。”
北京工业大学服饰设计系教授张鹏指出，设计无障碍服装，考量功能性固然重要，同时也需要在心理和情感维度考虑穿着者的接受度，需要在注重功能的同时兼顾美观。
团队在调研中发现，当残障人士被问及在服装外观上的诉求时，他们的表述常常是：“请让我像正常人一样。”
和张晓丽情况相似，甘珊娜也患有严重的脊柱侧弯。从后背看去，她的右腰空了一大块，而左腰又高高凸出，双肩高低差显著。
小时候，甘珊娜从来未敢想过自己“喜欢的衣服”，因为她只能穿“适合的衣服”。母亲和外婆给她买衣服，首要原则从来都是“如何更好地遮住身体异常”。
甘珊娜穿过很多她并不喜欢的衣服，但她从来不会提要求，“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能有衣服穿就不错了”。
她将自己的渴望画在纸上。那些她喜欢却穿不到身上的衣服，被她悄悄藏在画册里，“好像画下来它们就属于我了”。她记得，班里有个漂亮的女孩，拥有美丽的、换不完的衣服，甘珊娜有一点点嫉妒，但更多还是羡慕，“我想和她做朋友，我想离自己的理想型靠近一些”。
现实是，甘珊娜的幻想总被同学用“怪物”的辱骂打破。她压抑住自己对着装美的渴望。“我觉得，稍微好一点的东西都不适合我，那我就不能再想着要去追求它了。”
回忆19岁出车祸之前的日子，王娟会谈起她和朋友打闹、奔跑、逛街以及自己穿高跟鞋的样子。
王娟曾有很多双高跟鞋，不同的材质、颜色、鞋跟高度塞满鞋柜。后来她坐上轮椅，扔掉了所有高跟鞋。
她说，坐轮椅不需要很多鞋，因为不需要走路，一双鞋可以穿很久。对下肢瘫痪的她来说，一双鞋“好穿”远比“好看”重要。给她穿鞋，母亲要蹲在她双腿前，尽力将她膝盖按松，再慢慢把脚塞进鞋里。她轮椅靠背的储物袋里常备着一把牙刷，在她穿不进去鞋时，母亲要拿牙刷背将鞋里的脚趾顺平。
王娟总穿着那几双穿脱便捷的鞋，更重要的是，“我不想再看到从前的高跟鞋了”。
刚出车祸的前几年，王娟整日躺在床上，数窗帘上的褶皱，从左边数到右边，凹面数完再数凸面，“那是我的眼睛除了天花板之外唯一能够看到的地方”。
转折点在2015年到来。本地残联康复中心的老师找到王娟，邀请她参加一场面向脊髓损伤人士的公益训练营。
“我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形容，但这个训练营就是有这样的魔力，你找到了和你同类的群体生活，你看到别人的自信开朗，你会觉得我好像也可以换一种活法，好好生活。”
王娟回忆，刚入营时，很多人都没有穿鞋，或者穿着农村长辈针织的五颜六色的厚底毛线袜。她解释，这些人常年在家，没有出门的需求，也就不需要鞋；或者他们希望延续在家时的状态，在家啥样，在外面还是那样。
有男生顶着一头一侧明显塌下去的头发，王娟想到自己，常年卧床时，她也拥有同款发型。她曾经热爱穿搭、逛街、购买时装，瘫痪后她整日穿着花睡袄，“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，好像所有人都默认这就是我应该穿的衣服”。
到了训练营里，王娟看到，一些和她同样坐在轮椅上的伤友，保持着得体的穿着。回家后，她要求母亲拿出自己曾经的某件羽绒服，不想再穿着棉睡衣出门。母亲的第一反应是拒绝，她断定王娟早已穿不上以前的衣服，过去的衣物大多也被送人或扔掉了。
在王娟的坚持下，母亲帮她穿上了那件羽绒服，那不过是一件非常普通、朴素的黑色羽绒服，但她却一直难以忘记。
王娟问过母亲，为什么觉得自己穿不了以前的衣服，她记得母亲喃喃道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就觉得你不可能穿上以前的衣服了。”
训练营结束后，在和伤友的一次聚会中，王娟购买了受伤后的第一只发箍。“你问我为什么要买？我不知道。但我逛街时看到了它，那瞬间，我透过镜子看到自己，我觉得我很漂亮。我觉得我想要拥有，我应该拥有，我也配拥有。”
读高一时，她在朋友的推荐下勇敢试穿了一套淡紫色的“洛丽塔”衣裙，对一直有强烈容貌自卑的她来说，尝试这样华丽的着装风格是一种巨大的挑战，她没想到，自己获得班里同学的赞叹。
这是甘珊娜第一次因为外表收获自信。那之后，她又尝试了不同风格的裙装。在朋友的支持和鼓励下，她对否定的议论声渐渐不在意了。
读大学时，甘珊娜在一场服装设计比赛中听到了张晓丽的“23度衣定”项目，“感觉一下子被戳到心上”。这也是她第一次听说“无障碍服装”。
结识张晓丽团队后，甘珊娜拥有了一款“定制裙”。“A字”版型很好地遮住了她因脊柱侧弯而歪曲的腰线，背后斜向上展开的蝴蝶结在视觉上调整了她的高低肩。
这条裙子还隐含着张晓丽团队成员对甘珊娜的祝福：“希望她能像蝴蝶一样蜕变。”
2006年研究“无障碍服装”时，北京工业大学服装与服饰设计系还是一个“孤独的先行者”。如今，它已经拥有不少“队友”，全国多所高校都陆续开展了有关“无障碍服装”的研究。不过，直至今日，不少设计理念还是困于图纸，鲜有真正的工业化成品。
一些国际服装品牌也进入“无障碍服装”的设计和生产领域。美国休闲服装品牌汤米希尔费格（Tommy Hilfiger）为残障人士设计了可以遮盖假肢的牛仔裤；运动品牌耐克（Nike）为残障人士开发了易穿脱的“GO FlyEase”系列运动鞋。一些无障碍时尚品牌涌现出来，如Rebrith Garment、Tenbo等。国际数据分析机构Coherent Market Insights的报告显示，2026年全球无障碍服装市场的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美元。
从2017年开始，陆续有几家国内企业联系北京工业大学的服设团队谈合作事宜，其中包括一家非常知名的羽绒服企业。最终，在经过市场部评估后，该品牌放弃了投资，转而去做盈利空间更大的海外市场。还有一些风司，更愿意炒作概念。
“我们希望能够服务社会群体，但企业的投资者则更多考虑效益。”王文娟无奈道。她理解企业的顾虑，“无障碍服装”研发难度大、生产成本高。选择“无障碍服装”，意味着要重新搭建团队和生产线，“所有的设计团队、技术团队材料都可能跟之前是不一样的”，企业面临的风险极大。
此外，与健全人的成衣设计不同，残障人群的个体状态千差万别，缺乏相关的量体数据，不存在“标准号型”，导致成衣很难实现流水线量产，需针对个性需求“定制”。
“理想状态是能够从共性中解决个性。”王文娟说。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研发投入。
武汉纺织大学教授訚珺介绍，国外的服装产业整体体量较小，发展时间较长，细化程度很高，“他们一条裤子可以有 11 个号型，我们可能普遍只有4个号型，国外服装企业对服装制作的复杂性接受度更高。”
中国的服装产业，有改革开放后和外贸企业合作的起源，本身有批量生产的基因，批量生产是很多服装企业的共识，这也会影响企业对“无障碍服装”的投入意愿。
比起原创设计的高成本，翻版服装成本低廉。据王文娟介绍，中国近年来非常注重专利产权保护，设计师协会也一直在研究服装版权的问题，但服装太容易被翻版了。“你辛辛苦苦做好了，投到市场可能马上就被翻版，不用什么成本，你就是在帮他们研发。”
就算能够走到生产的最后一环，销售也是大问题。中国有超过8500万残障人士，今年5月15日，中国残联召开助残日主题发布会，表示截至2022年年底，有1045.5万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。残障人士大多经济水平较低，消费能力较差，国外品牌的“无障碍服装”单件价格要上千元，他们很难消费得起。
“无障碍服装面临的困难是方方面面的，是一个综合性、系统性的问题，它确实有价值，但也确实有困难，还需要慢慢推动。”王文娟总结道。
徐金泽是一名长期关注残障群体权益保障的视障人士，在他看来，“无障碍服装”的发展困境，本质上反映的是残障群体普遍的生存困境。
他以自身所处的视障群体举例。从表面上看，大多数视障人士的穿衣风格都非常简单、朴素、保守，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视力障碍限制了他们对着装的想象。更深层的原因，他认为是视障群体“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单一性，导致了他们对美、对服装需求的单一性”。
他长期从事盲人按摩工作，目前是一家连锁推拿品牌的合伙人。据他介绍，中国有1700万视障人士，拥有正式工作的大约有180万人，而其中90%的人都在从事盲人按摩。另一方面，绝大多数视障人士从小在盲校接受教育，在封闭的环境中长大。
“我们的成长、生活和就业的环境定义了我们的未来，而服装只是这种定义下的某种表征。当我们讨论服装时，背后的那些人文因素、社会问题，我们要关注到。”
比起从产业视角探讨“无障碍服装”，徐金泽认为，这个领域更需要呼唤的其实是一种社会的“多元融合”。健全人和残障人士之间，不应该是简单的“看到与被看到”的关系，而应该是“接纳与被接纳”。“我们彼此都被一个特定的环境圈起来，你们不是不愿意帮助我们，是你们发现不了我们的需求，甚至于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需求，我们被隔开了。”
徐金泽提到，在日本，视障学生也可以在正常的公立学校读书，会有负责特殊教育的老师，专门来到该学生所在的学校、班级，帮他辅导盲文并与同学进行无障碍交往。这样的过程，如果从小学持续到高等教育阶段，这名学生自然会与周遭的环境产生融合，毕业后也有机会从事更多种类的工作，无需在成人后再去费力呼唤“要彼此了解啊”。
胡文兵曾是某央企高管，37岁那年，他因车祸致残。受伤后，他推动建立“生活重建”公益训练营，旨在帮助后天致残者调整心态、学习技能、重新融入正常社会。
针对轮椅使用者的穿衣教学是“生活重建”项目的一门重要课程，胡文兵乐于看到人们对残障人士穿衣需求的关注。
“现在已经不是让残疾人蜗居在家的社会了，尤其是这些后天致残的人，很多人之前有很好的学历、工作，如果他们能够把穿脱衣服和二便的问题处理好，那么他们就会有更多机会在社会上做出自己的事业。”
在训练营里，王娟看到不少学员在相互的支撑中重拾装扮自己的意愿。有人脱掉针织毛线袜，穿上了款式时尚的雪地靴，开始像健全人一样注重穿着体面、美观。
王娟记得，有一次，她和朋友在街上被人询问轮椅是从哪租来的。“误以为我们是懒得走路的健全人。以前不会的，别人一看我就觉得是残疾人或者病人。”
王娟同样看到，一群残障者正在爱与支撑中重建自己的生活。服装成为一种象征，表达她和众多残障者想要融入社会的诉求和期待。在她看来，这份期待是在社会多方的扶持与关怀中滋养起来的，符合“无障碍理念”诞生的初衷。
尽管“无障碍服装”的发展尚且“任重而道远”，但北京工业大学服装与服饰设计系的研究团队依然愿意保持乐观196体育。她们说，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媒体、高校、企业和公益组织的关注，这种关注本身就代表了社会观念发展的趋势，至少在服装设计领域，她们希望“无障碍服装”能够向学生和公众传达一种理念：196体育平台首页196体育平台首页196体育平台首页